□ 陆建华

不只普通文学爱好者，就是名作家在其最初写作阶段，都期待能遇到一位引路人。今年已92岁高龄的江曾培先生，这位在文坛享有盛名、著作等身的作家、学者，对文学引路人的社会文化现象深入研究多年，多次撰文论述，是他第一个尊称文学引路人为“贵人”。其核心要点是：“任何人的成功，都离不开他人的支持与帮助。因为，人是社会性的，是不能离群索居的。人在事业上的成功，固然基于本人的勤奋、智慧和才华，但同时也是他人帮助扶持的结果。不过，其中往往有一个或几个在关键时刻或关键问题上给予支持帮助的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和作用，成为标志性的‘贵人’。”江老还特别列举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进一步说明：“且拿文学界来说，正是有着叶圣陶这样的‘伯乐’，巴金这样的‘千里马’方能横空出世。后来，巴金也成为‘伯乐’，发现了曹禺这样的‘千里马’。当代文坛上的名家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常得到‘知己’和‘贵人’的支持。”

读了江曾培老先生的“贵人说”，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许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从高邮农村走出来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但我从童年开始迈出的文学第一步，却是与兴化密切相关，离不开兴化贵人的指引。

我最初是从听民间故事、读通俗读物从而爱上文学的，随着年岁增长、知识增加，对文学的目的性、影响力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深入，便更加自觉地在文学道路上努力前行。多年的笔耕不缀，虽然没有鸿篇巨制，却也写下五百万字左右。从生活出发为岁月写真的率性之作，正式出版的、加上主编和参与主编的书，两者相加近30种；我加入了从县到地级市到省到中央的各级作家协会，两次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作协代表大会；特别是沾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恩泽，1984年秋调省工作，还当上省文艺部门的七品芝麻官……这一切人们有目共睹，也都认可，但若说，我身为高邮人，走上文学正道的第一步，是因为兴化贵人的指引。

故乡南荡村，地处两县边境，与兴化县一河之隔。两地民众亲密往来不分你我，并因此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活现象：从我家往东面的兴化方向去，也仅隔三四家吧，说“兴化水荡腔”的人家明显多了起来，这常常与婚姻有关。由于两个属不同县管辖的男女通婚历史悠久，因爱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后，依然各说各的方言。我们那里，几乎各家都有所属管辖县不同、却是血缘相近的亲朋好友。我有一位堂兄，兴化人，说话是纯正的“兴化水荡腔”，他的爱人，即我的堂嫂，却说着一口正宗的高邮话。在我童年时，这位堂兄给我讲过太多的民间传说与故事；我出生后成了家里的惯宝，懂事后喜欢读书、听故事，我家的亲朋好友知道后，常常为我准备故事书……正是这些童年往事，成了我至今不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我从小听到的是当地民众都熟悉、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传说故事，其中蕴藏着的丰富内涵，凸显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等优秀品德，影响了我，教育了我，滋润了我，给我讲故事的乡亲好友就自然地成为鼓励我踏上文学之路的集体贵人。

假如仅到此为止，那些民间故事和传说，当然也能使我对文学产生最初的兴趣，但囿于生长环境狭小，读到的多是通俗文学唱本，这样的所见所闻眼界不广，也不能走远，还会幼稚地以为所见所闻就是文学的全部。所幸到了12岁那年，坚定相信“养儿不读书，如同养条猪”的朴素教育观念的母亲，反复劝说父亲，下决心节衣缩食，将我送到离家十多里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千年古镇临泽镇插班读六年级，接受系统正规教育。正是到了临泽中心小学后，虽然只短短一年，但却有幸遇到教授语文的任中权老师，他指引我走上文学正道，成为我此生又一重要贵人。

任中权先生，兴化人，他成为我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时，正当青春英俊之年。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常常浮现温和的笑容，谈吐优雅。他教语文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常常激情洋溢地边朗诵、边分析，全教室弥漫着一种诗意气氛。他见到学生写了好作文，会情不自禁地为之高兴。他会把学生的好作文在课堂上念给大家听，边念边评点，多有夸赞，少见批评。学生写的作文能得到任老师的称赞，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记得，那一年任中权老师布置我们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然后在作文课上布置我们给卓娅和舒拉的妈妈写信致敬，我写的作文得到任中权老师的称赞。听着他在课堂上朗读我写的那些稚嫩的文字，我脸红红的，心里美得不行，说不出一句话，少年的心却已开始在文学天空展翅飞翔。1984年秋，我调省工作，那次到兴化出差，特地去看望了已退休在家的任中权老师，他仍清楚地记得我写的这篇作文，称赞我从小就有在文学写作上努力奋斗前行的志气与决心。看着满头白发、已进入老年的任中权先生，我对他说了很多一直深藏于心的感谢的话，说得最多的是，您是引导我这个农家孩子走上文学正路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