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

    1986年秋，汪曾祺把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和体会编了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文论书，定名为《晚翠文谈》，并郑重地写了自序。那时的汪曾祺虽然因《受戒》等独具风采的作品开始在文坛产生不一般的影响，但名气还不像后来那样大。书编好后，一时没有出版社接受。后来是他的老朋友林斤澜出面，力荐给浙江文艺出版社，这才在1988年8月出版，只印2000多册，远不如他的小说、散文集受到读者、理论家和出版社的重视。
    其实，《晚翠文谈》在汪曾祺的著作中，有着其他著作没有的特别意义，这体现在他写的自序中，甚至还可以说，这个特别意义就在于他在自序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
    自《受戒》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的发表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少见的活跃期，从1981年到1982年，他文思泉涌，笔耕不缀，其作品如天女散花般出现在国内报刊上，呈一发不可收之势；但到了1984年、1985年，这种迅猛的写作劲头明显减弱。形成这一状况，固然有精力不足的因素，发表《受戒》时他已是花甲老人了，真正的原因是，随着他的作品影响不断增大，关于他的议论也多了起来。主要是，希望汪曾祺不要老是写旧生活题材的作品，建议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多反映当前火热的现实生活，更有文章把汪曾祺的作品归入“淡化”一类。其实，《受戒》发表后不久，汪曾祺就在《关于〈受戒〉》一文中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虽然他把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但还是有人不依不饶地向汪曾祺提这样那样的建议，特别是当汪曾祺发表了题材依旧、风格依旧的新作，这种好心的建议总会再次被提出来，正是在这样情况下，汪曾祺放慢了写作、认真思考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编本文论书，他想通过自己多年来的创作体会和经验，既阐明自己的文学观、创作观，更坦诚表示：“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他说，“一个人的气质……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 
    汪曾祺的这番话，是自白，更像是宣言书。果然，从此以后，他在自己经过多年摸索才找准了的、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不再犹豫顾虑，步伐更加沉稳坚定，新著频出，影响日增。单是1993年这一年，就出版了作品集6种，其中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五册的《汪曾祺文集》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尤为强烈。
    1992年，汪曾祺在《自得其乐》一文中，如此生动地描述了“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后的写作快乐：“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