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易出版《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这本书前，曾访问过我，多半是问一些有关巴蜀石窟方面的问题，我虽然搞了30余年的巴蜀石窟研究，也只能尽其所知作答。萧易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供职于《成都日报》副刊部，刻苦勤奋，才思敏捷，小小年纪就已出版了《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古城往事》四部著作，在报刊发表文字数百万，真不简单。

过去说巴蜀，即指四川；而今说巴蜀，指的是重庆（巴）和四川（蜀）。历史上巴蜀经历了几次分合，从地域文化而言，应属一个系统，但大同小异。单就巴蜀石窟而言，按石窟形制，真正称得上石窟的不多，如四川广元皇泽寺和重庆大足北山分别有一中心塔柱窟，其他也有些窟龛较为深广的亦可称为石窟。这些明显是受北方、中原石窟的影响。其实巴蜀地区大多为摩崖造像，即以龛形制为主的造像。如果说礼佛窟（如中心塔柱窟）和禅窟是起着信众礼拜佛和僧侣禅修的功用的话，那摩崖造像则犹如一幅幅石刻“宣传画”，让善男信女顶礼膜拜。这无疑是宣传佛教义理最佳的大众传媒方式。

巴蜀石窟虽然分布点和数量较多，特别是四川石窟，几乎每县都有，只是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就此而言，在中国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

在巴蜀石窟中，隋唐以前的早期佛教造像不多，仅在四川广元石窟中存有少量。隋唐以来，不仅佛像造像日渐增多，而且出现了一些道教造像，如绵阳、剑阁、潼南、仁寿、巴中、安岳等地。自盛唐至中晚唐，佛教造像在巴蜀地区更加兴盛，这与唐代玄、僖二宗避蜀不无关系。

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独惟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唐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前后蜀相对安宁，因此巴蜀石窟中五代的佛教造像在全国算是最多的。

宋以降，北方、中原石窟式微，而巴蜀石窟不但未衰，反而越来越昌隆。两宋时期，摩崖造像点不仅在巴蜀地区星罗棋布，而且造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别是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题材，如表现唐末五代柳本尊居士行化之“十炼”（民间密教之自残修行化导，即燃顶、剜眼、割耳、断臂、燃膝、炙阴等）。此题材在全国其他石窟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对研究地方民间密教是非常可贵的实证资料。此外，大足宝顶山石窟是否为密宗道场，主持建造者南宋赵智凤与柳本尊有无传承关系，当中国密教在五代后已成绝响，而宋代巴蜀地区仍在民间盛行密教……这些都是由上述造像题材而生发出来的。其他还有不少独特性题材，兹不一一。

如果说巴蜀石窟中的隋唐佛教造像尚受有北方、中原石窟的影响的话（主要是受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的影响），那么两宋时期，巴蜀石窟则自成体系，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均凸显出浓郁的地方化和民俗化特色。因此，中国石窟艺术史专家把宋代巴蜀石窟作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可谓恰如其分。尽管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两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但远不及宋代巴蜀石窟（尤其是安岳、大足）那样多、那样精、那样美、那样独特。

我过去接待过不少的欧美及日本研究中国石窟的专家，他们认为中国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北方、中原石窟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巴蜀石窟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萧易把目光投向巴蜀地区，试图挖掘这座宝库。不言而喻，这些外国专家由于受到主客观诸多因素的限制，要深入挖掘又谈何容易。但他们希望当地专家能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撰写并出版有关巴蜀石窟的新的有份量的著作，以饱眼福。近20余年来，巴蜀地区的有关专家也积极努力，陆续出了不少成果，至今还有不少的人在为之奋斗。萧易这个年轻学子就是其中一位。

萧易的这本书，图文并茂，文笔流畅，读之饶有兴味。可以这样说，他是从人文关怀角度去拿捏巴蜀石窟的。尽管文字表述没有专家研究成果那样深入、全面，但以人文关怀视角去把定，使之生动有趣，文学阐释和直觉图像让大众更易亲近，读的人多了，传播的力度就强了，巴蜀石窟的影响也就更大了。

该书虽然没有尽收巴蜀石窟，但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石窟点和佛教造像，以此可以窥其全貌。

他尚年轻，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加之合作默契，一定能不断地创作出更新更好的作品。大家拭目以待吧！

（刘长久，著名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专业中国佛教研究方向研究员、《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委，曾出版《中国西南石窟艺术》《安岳石窟艺术》《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