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认识总是在不断校正中接近正确的，而读一点能够校正自己不那么正确或准确的传统认识的书，就是途径之一。

有些不那么正确或准确的传统认识，只要读一读原著（包括译著）就可以得到校正。比如，从前我们认为，赫胥黎的《天演论》是讲“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鲁迅，都是这样宣传和认识的，而且在报章杂志的不断阐释下，这一思想得到了强化。然而，当笔者认真阅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197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才认识到单单强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不全面的。其实，赫胥黎是反对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理简单应用到社会领域的。他甚至认为，如果在人类社会进行生存竞争，那就不是生存竞争，而是享乐竞争。还有，从前我们通过生物课和接受一般宣传，认为生物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原因是环境的剧烈变化，生物为了适应环境才改变自身，而且认为这种进化是“突变”的。大地塌陷了，森林没有了，猴子跑到陆地上来，慢慢就进化成人了。其实，阅读《物种起源》的原著时就会发现，达尔文并没有画出一幅我们想象的清晰的“进化图”。《物种起源》讲生物进化是从家养动物如鸽子、狗等的“变异”开始的，就是所谓的“人工选择”。而“适者生存”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全都经过“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通过非常缓慢的“变异”实现的，新的物种也由此产生。而且，达尔文把自己的著作严格限制在探讨“物种起源”的范围内，他反复申明至于“生命起源”和“思维起源”不在探讨之列。读一读承载着曾经影响我们思想的那些原著，会澄清我们原来许多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认识。

有些不那么正确或准确的传统认识，若要得到校正，则需读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论著。比如，对中国秦朝至清末的社会性质的认识，我们一直认为是封建社会，但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一书，就是对这种传统认识的一种颠覆。他用坚实的考证、大量的史实，论证了这段历史的社会性质不是封建社会，而应该叫“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还有，一般认为，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是欧洲人引为自豪的文化源头，但最近出了几部对此提出质疑的论著。譬如，著名学者何明的《希腊伪史考》《希腊伪史续考》就是其中之一。何先生认为，所谓的古希腊文明不是希腊人（也就是欧洲人）创造的，而是小亚细亚人（也就是亚洲人）创造的，希腊从来没有以一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的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希腊多贫瘠的山地，没有产生伟大文明的条件；西方人说的古希腊文明实际上是根据13世纪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时掠夺的大量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的文物，由欧洲文艺复兴的一批文人托名编造而成的。他揭示西方伪造希腊学的主要手法是：捏造史前发生了一个希腊人的“海外大殖民运动”；模糊本土希腊和希腊民族的概念；凭空制造一个“希腊化”或者“大希腊”的伪概念；凭空制造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拜占庭帝国”的伪概念。这类颠覆性著作多是个人见解，对校正一些传统认识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认识。

一些传统理念，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宣传强化的，且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然而又是经过蒸馏净化的，略去了许多生动的内容和思想细节，因此多读一些能够校正传统理念的著作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