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人有句俗语叫“自己抠肢自己笑”，还有说那唱独角戏的为“自拉自唱”。出这本小小的散文集，我也想过请人作个序，脑子里排了几个老领导、老师或是文学上有建树、有名气的文友。但终觉自己写的这些东西，捧不上台面，见不了大方，没有勇气开口，也担心这几篇粗劣的文章与请人写的序不般配，影响了作序者的名声。所以，就自个儿罗嗦几句，算是给这本所谓的散文自选集凑上一块开头的部件。

我想，必定许多人都和我一样，从小有过当作家的梦想。曾经天真地以为，写小说、写散文，乃至于写诗，并不是多复杂的事情，老舍、沈从文、赵树理、浩然等等，甚至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基本上都是靠自学走上文学之路，成为著名作家的。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每周一次作文课，每两周写一篇作文，大家都说：作文，作文，作得头疼。这种感觉我也有过，可是尽管头疼，我就是挤牙膏一样也把老师布置的作文挤出来。两节课的时间，我在搜肠刮肚、费煞苦心边写边想、边想边写，同学们有的扒在桌上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有的叽哩哇啦讨论或闲聊，也有的草草下笔，三言两语轻轻松松完成等着下课。下课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交了作文本，总有少数几个还没完成迟迟地拖着，我常常就是其中一个。还好，哪怕晚点放学，我当天一定将写好的作文交上去。到下一周作文课，评讲作文时，我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全文朗读。正是这样使我有了想当作家的冲动。初中时，我的作文依然保持年级领先，而且有了创作的念头。初二时，张树宝老师搞了一次非命题作文，要求写一篇家乡变化的记叙文。我把小时候见过的站街批斗“地、富、反、坏、修”的人物情景与改革开放初期瓜农致富的典型嫁接，写了《卖瓜记》。据说，张老师看了作文十分兴奋，在办公室就给各位老师传阅。后来，他又拿到同年级其他两个班上去读，还亲手把它誊抄到校黑板报上。我成了全校的名人，每次经过黑板报都要特意瞄上几眼，那时以为自己离作家已经不远了。上了高中，刚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的姜跃年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任教语文。开篇第一课就是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满腹才华、激情飞扬的姜老师讲得有声有色、精妙绝伦，引领我们神游文中描写的美景，感受其抒发的真情，领略深邃清幽的意境，让我们得到美的熏陶、情的感染。应当说，我的文学欣赏兴趣和对写作的痴迷，是从这里有了一个明显的攀升。

整个高中阶段，我重文轻理的偏科现象十分严重。高一下学期就发展到理科课堂上不顾一切地看文学书刊、抄写经典诗词散文，甚至开始写小说。其间，同龄人戴中明很早就在《兴化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发表作品，我仰慕至极，主动写信联系求教，神交六、七年之后才得以见面成为一直相处甚密的挚友。当时，校团委书记钱国怀老师牵头办了《学语》校报，我经常投稿，也多次被采用。姜老师、钱老师和参与编辑《学语》的邹祥龙老师对我相当关注，对我给予了许多关心、鼓励和支持。那段时间，我陆续写过《天亮之前》《剩饭风波》《鸿沟》等多篇短篇小说。到高三时，学校成立“学语”文学社，考虑到备战高考的因素，没有安排我在文学社里担职，但几位老师总是将我视为文学社的核心成员，适当安排我参加活动。我高中毕业离校前，老师还特地让我与文学社班子成员留了一张合影。

踏进社会大门，我经历过多种生存状态，也先后从事过各种不同的职业，但基本上与文字总有关系。应聘代课任教初中语文，教学的同时，自己也没有停止过阅读和写作，也尝试向报刊投稿，几乎总是石沉大海。唯有当时的兴化人民广播站在“水乡文学”栏目播过我的一篇小散文《桥》，这算是我首次公开发表文章。1989年下半年，我组织所任教的初二班学生参与团中央等多个部委开展的青少年环境资源保护征文活动，为采集写作素材带学生到野外考察，校领导曾经劝阻和善意批评，但想不到在这次活动中，这么一个普通平常的农村初中，居然获得一篇全国征文二等奖，学校获得全国优秀组织奖，我本人也收获优秀指导老师的殊荣。校长奖励我现金50元，还将奖状证书专门陈列展示。正是这段时候，我开始了汉语言文学专科自学考试，并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顺利取得了南京师范大学作为主考学校的毕业文凭。1990年10月，我被安排到海河乡政府担任专职通讯报道员，成为一名“土记者”，总算成了半专业文字工作者。我常常感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喜文偏科，我没能成为正宗的大学生；同样由于喜欢文字，终究谋得一份维持生计的差事，踏上了人生发展的起跑线。

新闻报道工作在提高文字水平和能力的同时，也为我提供了深入基层、接触各阶层人员、了解社会生活的机会，积淀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在我想写点东西的时候，就会从过去的生活里努力去提取。1990年底，《兴化报》副刊发表了我的《手表旧事》，当时的喜悦心情难以言表，这大大鼓舞了我坚持写作的信心。只可惜正当青春年华也正是为家庭、为人生、为所从事的工作拼搏奋斗的黄金时间，主要精力忙于采写新闻、为乡党委和政府起草各类文稿、参与乡里的重要工作和重大活动，加上各种应酬和方方面面的周旋，很少有空能写自己想写的。1994年8月底至10月，我有幸参加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签署命令组织的预备役部队“9410”军事演习，作为连队文书一同进驻安徽定远西部的山界。文书工作的一项重点是写新闻报道，由于特殊的军营情结，那段时候充满了激情，几乎每天都在“战地广播”播发稿件。住在帐篷里，感受着大山深处山谷中的空灵，夜晚常常坐起在床头记下每天的感想，写写自己的心情。记得那年9月6日的中午，三排长孟中财拿来一封家信，是战士朱明祥儿子写来的，告诉爸爸说在他离家参加演习的一个星期，奶奶去世，妈妈借债办理了丧事，嘱爸爸安心训练。看了信，听了孟排长的介绍，我早已泪眼模糊，当即写下通讯《忠孝难全报国为先——一封催人泪下的家信》。晚上，训练人员回营的时候，就听到了播音员声情并茂地播送了这篇稿件，引起驻地全团官兵的关注。吃晚饭的时候，团长刘振平专门过来看望朱明祥，并捐款慰问。这期间，我一直跟踪连续写了关于朱明祥的多篇稿件。几天后的夜间，我想着朱明祥的事迹和深入了解的一些情况辗转难眠，起身伴着月光写下一首长诗《我的战友朱明祥》。后来，整个参训预备役部队都掀起了学习朱明祥的活动，我先后被团里、师里抽调整理事迹材料、写演讲报告，战友们戏称我成了朱明祥的专职秘书。不过那一阵子很忙很苦，我却不觉得累，反而浑身是劲。

1997年9月，我报名参加了新组建的地级泰州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招聘考试，接近80分的写作成绩奠定了我顺利入围的基础，最终如愿变身市委宣传部正式工作人员。从党员教育科到理论处，出宣传部调文化局，经文化处而后文化产业处，我总利用忙碌的间隙写些小文章，也常有小文得以采用。这期间，我有三年时间在兴化市昌荣镇唐泽村任职村党支部书记，去前，我曾设想利用这三年写点大东西，酝酿弄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有了初步构思，起拟了几千字。终因笔力不够、功底欠缺等诸多因素搁置了下来。在三年任期快满的时候，我将三年在村所做的事情作了一番梳理，选取40件事，写了40篇叙事文章，结集出版了《唐泽纪事》，再现了自己作为一名地级市机关干部选派农村任职三年的主要工作情况。这本册子算作叙事散文集都有些勉强，仅仅是几篇工作笔记而已。

写文章、搞创作真不是容易的事，我与作家还差得很远，努力一辈子也成不了作家。但我想我应当尽可能写点东西，这与成家成名没有半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