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平

兴化为水网地区，日伪下乡“扫荡”时，凭借速度快、火力强的汽艇横冲直撞，给抗日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1944年夏，为避免和减少日伪下乡“扫荡”带来的损失，兴化再度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坝运动。在重要的河道上用木桩、树木、砖瓦、破船、石磙、泥土等打封锁坝，阻滞日伪汽艇的行动。期间，我的父亲深入打坝第一线。兴化县永丰区的打坝经验在苏中二分区迅速推广，在反扫荡、反封锁、反伪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父亲常常深入到群众家里或田头，嘘寒问暖、促膝谈心，并参加乡村会议，为群众撑腰做主。地主杨蒲仙身为永丰区区长，却搞假减租花样，明减暗不减，且有恃无恐。我的父亲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撤销了杨蒲仙的区长职务，坚持减租减息，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1945年8月，为了全力支援新四军解放兴化城，我的父亲组织动员兴化全县人民筹集了大批粮草船只，保障部队给养和运输。兴化城的解放，拔除了日顽插在我苏中解放区的一个大钉子，.延安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都为此发了消息和评论。

1945年8月31日，兴化城解放。这一天，我在战地医院出生了。新生命的诞生是父母最幸福的时刻，然而在我出生时，硝烟中的父亲却无暇顾及。

在战地医院，叔叔阿姨们以他们对东方和平的企盼和对我出生的欣喜，为我起名叫“东平”。他们的爱，传递着父亲的爱，注入我的生命，伴我一生。

1945年10月，我的父亲调任中共高邮县县委书记兼高邮团团政治委员。他到任后不久，就投入组织攻打高邮城的准备工作。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成立了总后勤部，调集民工15000人、征用民船500条、组织民兵3000余名、抢运粮草150万斤，准备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包括用大桌子和棉被做成的供部队攻城防身用的“土坦克”），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帮助部队安排生活。为全力支持、配合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高邮战役，县委提出：“部队要什么给什么，一切为了战役的胜利！”为这场我党抗战史上的经典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了，却没有出现中国人民所期望的东方和平。

1946年10月，新四军主力北撤，国民党黄伯韬兵团二十五师乘虚而入，“还乡团”疯狂反攻倒算。他们联合进行“清剿”“合剿”“围剿”，企图把革命力量一网打尽。素有“运河大门铁锁”之称的高邮，成了敌后斗争的前哨。

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底，是国民党蒋介石向解放区军事进攻最猖狂的阶段，也是高邮坚持敌后斗争最艰苦的阶段。

国民党占领高邮后，实行白色恐怖，疯狂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干部和革命群众。

他们建立反动政权，编造保甲，强迫群众晚上集体住宿，搞“连保连坐”“一家通匪，全村负责，人人同罪”；他们威逼群众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新四军就敲锣点火，高喊捉“侉子”（共产党干部）。

三郎庙反动镇长赵琴山用活剐、活埋、栽蒿草、开天窗、扎粽子、砍头、扒心等暴刑，一次就杀害共产党干部和贫雇农36人。董潭乡干部葛德厚一枪未被打死，“还乡团”用一壶开水往他伤口里灌，葛德厚活活被折磨致死。

高邮的敌后斗争坚持得极其艰难，斗争之烈、代价之大，都是空前的。县委班子牺牲了一大半，干部牺牲了500余人；个别人临阵脱逃，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和党员向敌人自首，极少数人甚至加入“还乡团”；全县共产党员从7500多人锐减到110人。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出现动荡；县委领导之间、县区领导之间，认识也出现分歧。

可我父亲坚定表示：“做坚强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

他一方面采用个别谈话和会议交流的方式统一党内认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说服主张依靠外援的同志，以坚定依靠群众的思想说服抱有单纯军事观念的同志，以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说服患有“急性病”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先后撰写了《生根立足》《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发动群众与建立基地》等多篇文章，向党员干部进行深入教育。由于认识的统一，上上下下对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有了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总结，确立了“生根立足”的方针。李健团结、带领县委一班人，坚持生根立足这一方针，在敌占区逐步挤走敌人，建立起一个个小块根据地。到1947年下半年，小块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腹部。苏中区党委将高邮县委在敌后创造的“恢复阵地，生根立足”的经验，作为敌后坚持斗争的三大经验之一，推广至整个苏中地区。

我父亲说：“我们的团结，是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是为了其他。我们以到内线去坚持为荣。”他身先士卒，多次带领武工队突入敌占区开展反复田、反捐税、反抢粮斗争。他说：“保证群众利益，这是我们生根立足的中心工作。”

坚持武装穿插斗争，不仅使高邮人民知道共产党新四军还在，从而安定了人心，同时又拖住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我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