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龙

1979年2月，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还击战，举国震惊，爱国青年热血沸腾。南疆硝烟未灭，当年11月，兴化籍1500名优秀子弟应征入伍，其中，兴化城、昌荣、林湖、林潭、大垛、荻垛、陶庄等公社约200名新兵，经过近10天轮船、汽车、火车闷罐车输送，来到了遥远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当兵。当时接兵的连长姓崔，军医姓王，我所在的排长叫袁日强（在部队实际职务是班长，回到部队最后一批提拔为排长）。部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陆军第20师，兰州军区王牌部队，我们在炮团，番号叫84763部队。部队驻地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团部3公里外有个叫呼鲁斯太的小镇，4公里外有一个乌兰煤矿，还有一条主要用于运煤、每天跑一趟客车的火车道。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冬天夜里最冷零下35度，整个冬天吃的都是窟藏的土豆、白菜，一个连一天只有2斤的大肉罐头炒土豆，吃的大多是面粉，见不到女同志，戏称：当兵的见到老母猪都是双眼皮。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们带着亲人的嘱咐，满怀建功立业的憧憬，摸爬滚打、擒拿格斗，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条炕，在茫茫戈壁整整干了4年。每每回忆这段峥嵘岁月，总是不能自已；经历的辛酸苦辣，更是夜不能寐。总想提笔，终不成文章。受兴化文学氛围感召，硬是抽出时间，静思伏案，拙笔写下几个片段，献给自己曾经的青春，献给与我一起在贺兰山奋斗的兴化战友。

参军途中的“三个第一次”

1979年，我第三次高考落榜。身为临城中学代课老师，生活十分窘迫，每月24元的工资，还不够自己的生活，生产队不分粮食，要求我交“烂产费”。为生活计，硬着头皮报名参军。为了能参加体检，晚上与堂哥11点还去民兵营长家中求了个情。记得从昌荣到兴化报到前，公社为22名参军子弟放了一场电影，第二天，时任昌荣砖瓦厂临时负责人的二叔用厂里小轮船送我一家去了兴化。1500名新兵住在兴化二招，县上放了个电影《李向阳》，浴室洗了个澡，绿军装一换，精气神就来了。我家里穷，只有母亲和哥送我，亲戚中二叔和小舅也去了兴化。同时当兵的还有老表杨乔树，高中同学中有朱满来、朱兰嵩、刘红斌等。离开兴化的那天傍晚，满城喧天锣鼓，学生列队欢送，市民挤满了大街小巷。年初跟越南刚打过仗，送行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挤得兴化轮船码头水泄不通，哭声震天，“风潇潇，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初冬的兴化城悲壮肃煞，全县人民为之落泪。自己是怎么挤上轮船的，母亲拉我的手是如何被我哥扯开的，满头大汗的我当时全然不知，只是在上了轮船甲板的那一刻，自己很潇洒地向送行的黑压压人群挥了挥手：“再见了兴化。”比当时李双江演唱歌曲《再见吧妈妈》时的表情还要亢奋，随后被挤进了船舱。一声气笛，轮船缓缓离开了码头，夜色中驶向长江，在机器的轰鸣中渐渐入睡，醒来后才发现兄长的手表套在我的手腕上。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兴化县域，到镇江下轮船后第一次坐汽车，到火车站后第一次看到火车。未出江苏，就创造“三个第一次”，当时的兴化农村孩子出远门的不多，见识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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