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法院巧借外力破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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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荷塘绿，千岛菜花黄。在这片里下河腹地上，市法院的法官们，怀着公正之心、敬畏之心、进取之心，不断创新工作方式，用自己的行动守护一方百姓的公平与正义。

长期以来，民商事案件送达情况一直是基层法院的工作难题，“送达难”已成为制约审判工作效率的瓶颈。尤其在水域发达的兴化，很多当事人从事水产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他们经常居住在偏僻的蟹塘边。面对上述存在的送达障碍，市法院改变工作思路，利用网格化管理理念，在重点乡村设立联络点，安排村干部为网格员，试行“送达联络员”制度，取得良好的效果，有效破解了送达难题。

大走访走出创新思路

去年年末，“大走访大落实”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市法院院长张伟带头来到最偏远的乡村大邹镇顾马村，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走访过程中，同行的谢俊成法官问起顾马村的韩支书村里有没有名叫顾国庆的人，因为有一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材料无法送达，韩支书一听立即表示帮忙送达，村里确实有顾国庆这个人，因为是养殖户，长期生活在蟹塘边，不熟悉的人还真找不到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伟在旁边听得出神，他意识到这是解决送达难题的一个好方法！

走访结束后，张伟迅速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就送达问题组织会议。会议中，张伟院长提出仿照社会网格化管理思路，可以在定点乡村成立“网格员”制度，利用村干部“人地两熟”的特性，实现有效送达。会议后形成了相关制度规定。

村干部多出新的身份

兴化是农业大县，面积约2393平方米，人口约158万人，地域广、居住分散、流动人口多。因此，市法院立足实践，先行在四个派出法庭试行“送达联络员”制度。

“我们安丰法庭在案件数量多、地处较偏远、送达问题突出的安丰镇、下圩镇、钓鱼镇、新垛镇四个地方实行试点，乡镇中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为联络长，各村部的村干部为我们的送达联络员，他们中有资深的大学生村官，有百事通的村支书，是我们深入农村的眼睛和触角，我们不仅将他们的联系方式做成卡片便于沟通，更成立了微信送达群，利用新媒体送达。”安丰法庭庭长朱均满怀自信地娓娓道来。

“我是2010年8月来到颜吕村做村官的，我们村干部现在多了一个新身份，帮助法院送达诉讼材料。虽然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但是有效解决了我们农村的纠纷，也减少了我们自己化解社会矛盾的负担。”现任周庄镇颜吕村村支书的戴文泽说。

送达联络员来自各村委会，送达诉讼材料成为他们一项新的工作职责。

最后一公里的送达

“并不是所有的文书都是联络员送达，邮寄送达还是主要方式，送达联络员是我们电子送达、微信送达的补充，是我们最重要的替补队员。”立案庭副庭长颜莉曾如是说。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市法院首次送达成功率约在55%，“人难找”“门难进”“字难签”是“送达难”的主要因素。另外，受到工作时间、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因素的影响， 送达问题更加突出。

“我们网格员就像雷达，定点村部，能够准确告知送达情况。”戴南镇董吕村村官赵亚萍说，“有时我们撑船水上送达，有时我们深夜睡前送达，根据不同村民的生活习惯、工作性质实现有效送达。”

当EMS邮寄送达未果后，书记员会利用微信送达群，及时与送达联络员联系，调查当事人的居住情况。若因逃避诉讼、时间不巧、住所偏远等原因，则由联络员直接送达；若因地址迁移、外出打工、长期在外等原因，则由联络员出具下落不明证明，并在村部公示栏处，张贴送达公告，以便同村人有知晓情况的，能够及时告知。

“多亏了我们赵主任，是他撑着小船到我蟹塘边送给我法院的材料，最终我赢了官司！”村民张德才高兴地说。原来正值水产养殖高峰期，张德才是水产养殖户，每天都需要在蟹塘边工作，没有时间回到村里。五年前，张德才的表兄弟向别人借款10万元，正是他出面担保，现在债主将他们两人告上法庭要求偿还借款。法院审理查明后，因超过担保期限，判决张德才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张德才拿到判决书后笑得像个孩子，自言自语道：“法院就是讲理的地方，要不是我到法庭说清楚，还不知道咋办呢！”

送达联络员以点概面，初步建立起“法院-乡镇-村部”三级联动机制，运用熟悉当事人信息的优势性，实现了从“送”到“达”的目的，巧妙地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化解。

“小钱”推出“新制度”

自实施“送达联络员”制度以来，市法院送达成功率显著提升，减少了法官因送达问题造成的资源浪费。但是在试行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亟需完善。

为了提高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兴化法院在试点村部建立台账管理，以略低于特快专递的费用计件发放送达补助。赵亚萍主任说：“板桥先生说过吃亏是福。虽然送达的报酬很少，但是即使没有报酬，我也会义不容辞地去完成这项工作。”

有些村部基础设施较差，村里面公示栏过于破旧，甚至没有公示栏，送达公告只能在当事人家附近张贴，缺乏一定的严肃性。因此，市法院拟在村镇投资建立统一的信息公示栏，专门用于法治宣传和诉讼服务。

张伟介绍，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巧妙借助社会力量破解送达难题，是深入开展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举措，如何将“送达联络员”升级成为“调解联络员”，会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良好的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总结，才能更好地推广实施。

（刘  禹 李  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