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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昭阳 “淮韵声声”

2018-12-22 08:52:44

特约撰稿 孙荣庆

江苏是传统戏曲文化大省,省内有京、昆、淮、扬、锡、越、淮海戏、柳琴戏、苏州弹词等10多个剧种,其风格各异、精彩纷呈。兴化淮剧团和全省其他12个专业淮剧艺术团体一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方特色,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绽放在两淮、盐阜、苏北里下河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清香宜人。兴化淮剧不仅在华东城乡舞台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还唱进了中央电视台,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同反响。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乾隆五十五年(1731),“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相继进京,四大徽班进京返回途中,相传清代顺治年间(1644-1662年)安徽安庆市刘四徽班东进泰州,后经句容来到百里水乡兴化。又传,清末山西水利总督带另一路徽班从山西来到苏北湖垛(建湖),不久徽班遍及百里水乡兴化。

剖析淮剧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的断面,不难发现它与徽剧、京剧有着相互的影响,并直接受益于徽、京而得以新生。

兴化和苏北建湖一样,两地都是历史悠久的淮剧发祥地,在淮剧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中叶,百里水乡兴化的船工、盐民、农民、渔民在日常劳动过程中,习惯传唱田歌、秧歌、牛歌、号子(雷雷腔、栽秧调)以吐积气为鼓劲力,经过长期的传唱衍化,形成了若干民间小唱,加之这里自然灾害不断,许多饥寒交迫的船工、盐民、农民、渔民为生活所逼,不得不流离失所,到处沿门乞讨,卖唱求施。这些民间说唱发展而成的“门叹调”,当时无音乐伴奏,起初仅以竹板击节,或击鼓游唱,后来变成了二人对唱,并配上了二胡,他们在百里水乡盛行的求雨、治蝗、庄稼生长以及逢香会、牛市、船市等场所演唱。

清末民初,仅兴化就有30多个徽班,活跃在百里水乡,这些徽班进入苏北以后与苏北里下河的讨饭艺人相融合,并与徽班同台演出,有的衍变为“徽夹可”,有的则衍变为“皮夹可”“京夹淮”,从此地方戏的音乐、曲艺、小戏也逐渐多了起来。久而久之,又与社戏等诸腔合流,从而形成了江淮小戏“香火戏”“幕表戏”(淮剧),成为苏北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艺人卖艺的目的是维持生计,当然也会去选择观众聚集的处所,庙会等活动恰恰是这样一个乡民云集的场所。它虽然不是为草台戏曲观演而举办的,但是这样的民俗活动却在民间戏曲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客观上为淮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大的观众群体和艺术消费的买方市场。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理解“香火戏”(淮剧)何以在民间长期存在。回顾淮剧曾走过从清嘉庆元年(1796)经清板小曲(门叹词、僮子调)到苏北九大淮、京班底中五大班底进入兴化在百里水乡演出“香火戏”的近二百年历史,我们会感到那身后或大或小的脚印、有意无意间构架起这个剧种波澜起伏的生命曲线。

1955年夏,由本地顾氏淮剧班底变更的江淮淮剧团在兴化演出,当时被兴化县人民政府文教部门就地登记更名为兴化淮剧团。演出剧目也从幕表戏过渡到剧本戏,从而使剧团走上了正轨。

兴化淮剧和全省淮剧艺术团体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和艺术风格的演绎,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认同和民族审美活动,延续着特定族群的情感记忆,蕴含着浓厚的百里水乡兴化的地域文化精神。无论是它的音乐形式,还是发展传承过程都清楚地显示出吴越文化与楚汉文化交融而成的开放、包容和择善而从的兴化地域文化品性。

兴化淮剧在艺术传承人顾神童、余艳琴、周少芳、谢桂芳、陈德林、黄素萍、陈波、汤红英等人的传承下,遵照“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原则,坚持创作出讴歌时代、讴歌人民的的优秀作品,如现代淮剧《在战斗中成长》《三放吊桥》《小镇税官》《烛泪》《高原雪魂—孔繁森》《沈正彬》《留一盏灯》,传统淮剧《团圆之恨》《骂灯记》《王巧楼磨豆腐》《腊月雷》《孔雀东南飞》《赵五娘》《莲花庵》《天要下雨娘要嫁》和大型历史淮剧《赤色玉麒麟》以及火爆海内外的四折小戏《板桥放粮》《板桥断鸡》《板桥事亲》《板桥卖画》等戏。

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到,兴化淮剧在两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因其是产生于民间的“草根艺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其艺术风格朴实淳厚,雅俗共赏,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徽班”“京班”等熏陶与影响,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区别于一般地方淮剧,角色行当齐全,演员文武皆备。兴化淮剧的唱工在县、市淮剧艺术团体中是独树一帜的,紧扣剧情的一连几十句、上百句唱词的即兴演唱,常常演出精彩不断,产生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效果。兴化淮剧已于2016年1月成为了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淮剧是一种“活态”文化,像兴化淮剧这样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必须依靠传承主体实际来参与,才能保护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及地域文化传统,只有依靠政府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兴化淮剧才不会出现断裂,才能在水乡兴化的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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