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国

郎老师跨出高邮师范学校门，就分在兴化乡下一个村小，教四五年级复式班语文，一年后调到了安丰中心小学，改教五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的两个班，每班60人。他成天忙得飞飞的，围着120个孩子转。刚在一班上完课，屁股一扭，又钻进二班上课，等从二班出来，又一头扎进120本作业堆里，不停地钻进钻出。从9月1日开学，到10月1日国庆节，这一个月他整整瘦了十斤。一天早上起来洗脸，抓起毛巾一抹脸，感觉鼻子上粘着黏糊糊的东西，用手一擦，满手都是鼻血。医生说，这是焦虑过度。他说，纠缠他很久的这种焦虑感，“感染源”来自他的父亲。

父亲是农民，后来经商，是老家第一个坐飞机到广东做生意的人。跨出校门，当上孩子王时，父亲就跟他讲自己种田的故事。他说，同样是一亩田，我收个800斤，人家收900斤，我就很失败。但是，如果说普通人家都收850斤，我能收到900斤，我就比别人厉害啊！所以你教学，就像我种田，你教的学生成绩就是你的产量，你的产量低，就被人瞧不起，家长背后会说这个老师误人子弟。可是如果你教得很好，你教的学生成绩在全年级拔尖，那你就有面子。

父亲讲的那个面子，郎老师觉得就是一种责任感。责任感像一副重担压在身上，催着他的脚丫子不沾地，不停地追赶着120名向不同方向奔跑的孩子。为什么要追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们都在山顶上，我不停地追赶120名向不同方向奔跑的孩子，是为了不让他们掉到悬崖下。”所以，刚入道教学的他就有些与众不同。

比如在课堂上，他提问以后，学生一片茫然，好几次他涨红脸，愣在讲台前一筹莫展，被学生“挂”了黑板。他就着急，拿眼瞪着讲台下一群“哑巴”学生，讲台下学生也着急，紧锁眉头，60双眼睛，齐刷刷，一齐瞪着他。但郎老师不光会瞪眼，还会思考，这个“茫然”启发他：是我提的问题不到位，指向不明确，还是我提的问题太难，学生不懂？课后批改作业，看见大批学生出错，他像热锅上的蚂蚁，面对一大堆要订正的作业，那种挫败感、焦虑感，就像大山压在心上。好在大山再大，终究压不住他的思考，他总想为什么会错，错的原因是什么。他由学生的这个错题，想到自己课堂上到底哪儿没有讲到位。他发现有的学生真的是不管怎么讲都会错，没办法，他就想弄明白这个学生到底是怎么想的。比如说计算，看着他第一步写哪，再看第二步写哪，找到学生错误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

他是个典型的问题控，不光会用大脑思考问题，还会用笔思考问题，每天课后他都要用笔写下一篇教后记。春夏秋冬，从未间断，一年下来就是20万字的教后记。一天放学后，他到朋友家吃饭，席间多喝了点酒，回家后就上床睡了。刚把身体放倒，忽然想起教后记还没有写，立马从床上跳起来，穿好衣服，洗把冷水脸，让大脑清醒过来，再回到办公桌前，认真地把教后记写好。

39岁的郎老师已经是江苏省特级教师了，是同届师范生和众多同事中第一个“坐飞机”的人。作为乡村教师的他，把数学课上到了杭州西湖边上，是多么荣耀的事啊。年轻教师问他成功的秘诀，他打开一本教后记，扉页上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假如班级是苹果树，学生就是树上的苹果，每当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我就想，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