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泉根

“老全”是私底下我们对他的称呼。当他的面，借我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

我高中毕业前一年，老全作为把关教师来到了我们班。这让数学一直老大难的我看到了希望。老全比我们大五六岁，和蔼可亲。下课，一位大个子男生还拍拍老全的肩膀，身材同样高大的老全没有计较，照样说笑。

自修课，班上几个同学聊起数学，个个老全长老全短的，不知道老全正夹着书本从窗前走过。大家吓坏了。老全走进教室，摸摸前面小个子男生的头问：“讨论什么题目？”

那个被摸头的就是我。老全以为我们在讨论数学题。他非常高兴。“讨论”是他倡导的学习模式。学习要的就是讨论、碰撞，火花四溅。课堂上，只要他在黑板上抄好习题，大家便在下面“碰撞”起来。有时，我们碰撞不出火花，讲台旁的老全也不急，脸上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大家齐刷刷地看着老全。“看我的！”老全开始演算：身子贴着黑板，半蹲着，面向我们，不时转过头去，在黑板上写下解题的过程。

“屋漏找老顾，题难找小全。”这是一段时间学校教师间流行的一句话。农村中学住宿条件差，教师宿舍破旧，屋漏了，自然要去找负责总务的顾主任，修修补补成了这位老主任的日常。农村孩子渴望跳出农门，关心自己的成绩，特别是拉分的数学，不懂的就去问小全。小全就是我们嘴里的老全。遇到学生问题目，老全从不拒绝，拿到手，总是先笑笑，眼睛眨巴几下，解题过程便写了出来，工整得无可挑剔。有一回，班上一位数学高手，故意找了一条资料上的难题去考他，老全思考几分钟，终于解了出来。高手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全的解题能力不是一天两天练就的，我听他自己说过，在高邮师范读书时，他演算的草稿纸能装满好几条麻袋。

关于老全，有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次组内教研活动，教研组长给全体组员讲高等数学，讲着讲着，竟“挂堂”了，气氛相当紧张。这个时候，工作才几个月的老全走上讲台，为组长解了围。老全的“几麻袋”看来不是夸张。在校园里，你几乎看不到他闲逛，有空就躲在宿舍里看书做题目。

我偏文科。数学成了我的软肋。第一年，我与高考擦肩而过。复读，换了数学老师，遇到难题，我依旧喜欢朝老全的宿舍跑。他先把解题过程写在备课纸上，然后撕下来给我。他的钢笔字如刀砍斧削。高考前，老全叮嘱我，把解题过程写出来，阅卷是按步骤给分的。老全没有骗我，那年高考，我数学得了104分，顺利迈进扬州师院的大门。

老全事业上春风得意，个人大事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他和镇上一位女裁缝结了婚。裁缝手艺好，人俊俏。郎才女貌，般配。他结婚时，我已经上了大学。他的新房紧挨学校老食堂，两间，五十个平方左右。进门是柜子，柜上放着一台上海产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寒假，跑过去玩。看见我，老全倒了杯茶，抓了一把喜糖塞给我，接着便问我的学习生活情况。

大学毕业，我和老全成了同事。在校园里，我碰见了他，恭敬地喊了一声“全老师”。这个时候老全早已是学校的顶梁柱，收获表彰无数。每年开学，安丰一带的高一新生冲着老全而来。老全对这些学生特别好，学习上生活上有困难的他都会出手相助。兴致上来，他连物理化学也辅导。学生私下里喊他“全才”。

老全太忙。老全忙的原因之一是看店。店是服装店，师娘经营。但师娘回去做烧饭洗衣等家务时，店里也得有人看着。老全责无旁贷。看店时，老全带着书本作业本，服装店成了他的办公室。等师娘把做好的饭拿来，这边老全也批阅好了作业。老全正常教毕业班，数学高考成绩稳定在兴化前几名。多年的班主任也让老全的管理能力得到了锻炼，他从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副校长，一直做到校长。

农村学校生活单调，碰头是教师们寻找快乐的重要手段。老全血压高，气管常发炎，咳嗽，师娘叮嘱我们不许他喝酒，但酒桌上的老全有时顾不了这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头一仰，咕噜一声，杯子空了。

老全做校长，恰逢学校风雨飘摇之时。当时兴化好几所农村高中撤并。老师们有的调到县城，有的干脆飞到苏南。凭老全的水平，去县城或者苏南没有问题。老全没有走。“都走了，谁来留守？”一次酒后，老全吐露了心思，满脸悲伤和苍凉。

我离开以后，老全依旧坚守在母校。四年后，他被调至县城里最好的中学——兴化中学，任高考补习中心副校长兼教补习班数学。

老全被调走的原因，我估计是这样的：补习班“刺头”多，经历过失败，他们对教师的要求特别高。让老全去，除了他出色的管理能力，更多的是看中了他的专业水平，能专治各类偏题怪题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