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春龙

人类的居住形态总是由自然环境来决定的。重庆是山城，周庄是水镇，陕北有窑洞，湘西有吊脚楼，内蒙则有蒙古包。按说，地处里下河平原上的垛田，民居再有什么特点，也不会跳过里下河这个区域。这话既对也不对，对的是整体的风格，不对的是个体的差异。

这个个体的差异就是垛田，因其特殊的地形以及产生的过程，也就决定了垛上村落的布局与走向。俗话说，垛上垛，随你住。兴化属于里下河湖洼平原，在没有形成大面积人工垛田之前，其实就已经出现少量的自然高地了，姑且称之为高的垛田。这些垛田或可用于农耕，但更多的是用来居住。起初的垛子本身就高，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建房居住。明嘉靖《兴化县志》并没有作为种植之垛田的介绍，只是提到了“铁棺垛”“莲花垛”这两处“古迹”，还有一条位于“县南三里”的叫“何垛”的河流。明代兴化属高邮州，稍后的明隆庆《高邮州志》直接说明：“凡基址隆然而起者即以垛名，其上遂成聚落。垛之大者，居民有千家，小者亦不下二三十家。”由此可见，那时的垛只是居住之地，不仅高邮的三垛、甘垛，包括兴化的荻垛、大垛。

现在来看垛田村落的形态，只能是因垛赋形，依垛而建。当那些大型的垛子发展成“居民有千家”，甚至更多的集镇之时，那些“小者亦不下二三十家”的垛子也就成了村落。又因为垛子四面环水，各自独立，等这些“二三十家”的垛子容纳不了更多人口时，他们会选择周边的垛子，建设新的居住点。

一个典型的例子，垛田有个长安村，本名“长岸村”，只因整个村庄建在一条南北向的狭长的垛岸上，南到龙尾河，北到高杨河，长约1000米。外人不知村名的来历，想当然地写成“长安”，或许长岸村人也觉得“长安”这个名字不错，也就顺理成章地改叫长安了。更多的垛子则是零散的，比如东门泊南侧的小戚村，由小戚舍、钱家舍、面八舍、唐家垛等自然村落组成，还有上官河与澄河交汇处的绰口荡村，由榔头舍、中舍、王口舍、马草羊等自然村落组成，这些自然村落都是建在一个个小垛子上。

垛田从它诞生以来，总是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从兴化以及周边地区的史料中不难看到，最初的垛只是作为居住之地和村庄之名，后来当垛田难以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垛才从居住功能逐渐向居住与生产交融，进而发展到居住与生产分离。

乡下人说自己的庄子小，常常这样自嘲，“麻团大的庄子，油条长的巷子”。而垛上人谈及自己村庄的布局与形态，则有另一句俗语，叫作“麻花炸的庄子、水蛇游的巷子”。前一句的“麻花”并不是特色油炸面食的麻花，比如天津大麻花，而是炒货的麻花，原料是玉米粒，类似于爆米花。垛上人家喜欢吃这种麻花，将干玉米粒放到锅里炒，当达到一定热度时，玉米粒会炸裂开来，四处蹦跳。这个比喻颇为形象，我们现在看到的垛上村庄，常常是在一个大庄台周边散落着一些小的居住点，垛上人称之为“洲子”，或叫“鬏子”，亦称“舍子”，呈众星捧月状。这里仅举芦洲村为例，老庄台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现在的规模，东至黄家荡，西邻旗杆荡，南到癞子荡，北依得胜湖。如果不是湖荡的限制，芦洲还不知道会扩展到多大的区域呢。后一句“水蛇游的巷子”还好理解，既是这样的地貌，村庄的街巷就会弯弯曲曲，宽宽窄窄，像水蛇游动的样子。这种状况在那些小村庄表现更甚，看不到一条街巷是直的，都是七拐八弯，本已弯曲，有的巷子还特别窄，对面来人都要侧身通过。有人说，你到垛上村庄找人，即便告诉你怎么走，你都不一定找到；即便来过一次，过段时间再来，又不知怎么走了。

当然，垛上村庄也不是没有整齐的房舍、平直的街巷，但那并非是在原庄台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而是进入“集体化”时代将垛子平整后的产物，像翟家垛村、三羊村等，还有就是改革开发以后统一规划的新庄台了。这样的建设格局粗一看已没有一点垛田的痕迹，完全是新农村模样了，或许这正是垛上人所向往的。只是那些想来领略垛上风情的游人不免失望，看了老村落的过往，再看新庄台的现代，似从梦境中醒来，怀疑自己的所在。

因是“麻花炸的庄子”，那些蹦出去的“麻花”“洲子”也好，“舍子”也罢，想要到庄上去，只能靠船。等到“洲子”上居住的人家越来越多，船行慢慢改成桥行。由此，垛上村庄也就比里下河别处的村庄多了更多的船更多的桥。家家户户都有船，大船，小船；木船，水泥船；出门卖青货的船，到垛上干农活的船；罱泥扒苲的船，专门沤粪的船；还有进城的帮船……不一而足。行船的方式也多，撑篙、摇橹、荡桨、拉纤、扯帆、挂桨……后来船渐渐少了，比如无需出门卖青货了，不再罱泥扒苲了，那些大型船只也就很难看到，就连帮船也随着畅通的公路走进了历史。早年前，江苏全省最后“撤渡建桥”的几个村就在垛田，这都拜其地貌所赐。

虽说现在交通发达了，但垛田境内仍有一些“洲子”不通桥、只靠船的，那是垛上人家实在找不到地方建房了。偶尔还会看到村边的一个垛子上孤零零的只有一两户人家，这是新“炸”出的“麻花”，自然也不会有桥，那今后会不会有新的住户来此居住呢，这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