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有富

村里小学是一所完小，一到六年级皆有，我的小学就是在村小读的。教过我的老师大多已印象模糊，程老师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程老师是泰州人，瘦瘦的、高高的，微笑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泰兴师范毕业后分配到我的家乡教学。彼时正值困难时期，学校没有食堂，老师轮流到学生家中吃饭，饭后给点钱和粮票，谓之“代伙”。淳朴的村民把老师当贵宾，再穷的人家也用黄豆换点豆腐、百页，涨碗鸡蛋。我家住圩上，离学校三四里。早上带老师来吃早饭，那天我妈做了一锅糯米圆子，香喷喷的，几位老师个个都说好吃。程老师吃了满满一大碗，中饭也没吃多少。

教师每月都要到公社中心校开会。水乡桥多，七八里路有六座木桥，有的桥面是两根杂树搭成，踏上去须两臂伸平，慢慢移步，像走“平衡木”。程老师不敢迈腿，只好请两位本地同事搀着通过。若是雨天，路滑桥湿，只能四肢着地小心翼翼爬过去。

程老师教两个班语文，并担任六年级班主任。每教新课，他首先用“泰普”朗读一遍，然后逐段讲解。凡要求背诵的课文，他都要一一过堂。学生到面前背书，他眼睛不看课本，也不看学生，他改他的作业，只在背错时“嗯”一声。若两次不过关，他就着急，一急就有点口吃：“你、你、你怎么搞的？”程老师改作文特别认真，发现错别字，必在右边空白处画个门字，要求订正。若有好词好句，就在下面连续划圈，表示赞许，最后还要写上或长或短的评语。记得五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文《上学路上》，记叙一路上的见闻，整整写了四页纸。程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读，说明“处处留心皆文章”，要求同学们多观察、勤思考。

教学之余，程老师还写些歌词、编些小节目，如“小放牛”“逛新城”，让学生表演，还参加了中心校的汇演。他关心时政，经常有新闻报道稿寄出。一篇人物通讯被《红扬州报》刊用，内容是我大队党支部书记，春寒料峭时与社员一起湴水拉犁，每天早起拾鸡屎，为集体积肥等事迹。同学们纷纷传阅，都为老师的文章上报纸而自豪。老师成了偶像，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1966年夏，我考取安丰中学初中，其他同学大多到附近农中就读。

程老师结婚后，大队帮他建了三间草房。草房里师娘（易老师）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程老师按部就班教学，易老师命运却发生波折：因地主成分被剥夺教职，下放农村，户口转到大队，生产队划三分田作为自留地。

易老师是安丰镇上人。教学是能手，种地却不会，只能做做拾棉花、晒场头、打麦泥等活计，挣点工分。自留地一年两季收种，皆是队里派人帮助。分粮分草，也是社员送上门。粮食还能凑合，烧草紧紧巴巴。平日洗脸洗脚，都用汤罐温水。生二儿子时，一副猪脚没煮烂，草没了。月婆子难免有怨气，程老师也着急，“我、我、我有什么办法？”当老师的都不那么愿意求人。还是一位在三队任会计的学生听说此事，派人送来两担稻草，才解了断炊之困。

改革开放后，国家落实政策，易老师重执教鞭，一家人生活恢复如初。1987年暑期，程老师调回泰州工作，全家人亦进城生活。

上世纪末，我到海陵区任职。一天下午，我到扬桥小学去拜见程老师。他迈出办公室缓缓朝我走来，还是瘦瘦高高的，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老师，还记得我吗？”他蹙起眉头，又拍拍脑袋，看得出他正在记忆库里努力检索，最后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报出姓名，他长长地“哦”了一声，说：“你是大主任（我妈当过大队妇女主任）的儿子。你母亲那天做的糯米圆子太好吃了，我都吃撑了！”

教书一辈子的程老师，退休后老两口一起生活。前段时去看他，耄耋之年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衷心祝愿老人家得“米”望“茶”，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