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生文

明王朝设置两淮盐运使司，治所扬州，下辖通州、淮安、泰州三分司，三分司各辖10座盐场。其中通州分司辖丰利、马圹、掘港、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吕四等10场，称“南十场”。淮安分司辖刘庄、白驹、伍佑、新兴、庙湾等5盐场，以及淮北5盐场，称“北十场”。泰州分司原驻泰州，后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迁至东台场，下辖角斜、栟茶、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等10场，称“中十场”。每场均设有盐课司，盐课司主官称“盐场大使”，主管盐业生产以及盐课征收。至此，两淮间共有30座盐场，而淮南地区就有25座之多。

在淮南25座盐场中，有5座盐场生产地是在兴化县辖区内，分别是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盐场事务由盐运分司管理，民政则隶属于兴化县。清代《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说：

县场分治，场理盐政，隶属泰州分司。县理民政，如谳狱、籍贯、考试、水利、疆域等隶属兴化。

兴化灶境是指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等5座盐场所在地域，兴化人称之为“海里”。若有人前往这一地域，则称之为“下海”，这是一种很古老的说法，可能始于唐宋时期。唐宋时五场都在兴化东部海滨，灶境与民境的分界并不明显，表现为“民灶杂处”，灶境范围也更为偏西，唐代时兴化戴窑名为“灶产”，可见当时戴窑还是一处产盐之地，还在灶境范围之内。

北宋时兴化灶境开始向东迁移，尤其是在范公堤修筑之后。范公堤“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由此在堤内外形成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灶境与民境的界限也日益清晰。在范堤以东，灶产是最主要的经济形式，相关盐政划归泰州海陵监；而在范堤以西，则以农耕经济为主，成为“民境”，隶属兴化县管辖。

到明清时期，五场治所已远离兴化海滨有近百里之遥，蜕变为盐业交易中心，盐业生产场地继续往东迁徙，散布在场治与海滨之间，以数条东西向灶河与场治连接，形成一个个生产性聚落，仍以“团”“灶”“锅”等命名。兴化五场呈现出南北窄、东西长的地貌特征，关于兴化五场的地形，《嘉靖两淮盐法志》留有记载：

丁溪：广130里，袤13里，中为草荡。

小海：广80里，袤若干里，中为草荡。

草堰：广80里，袤19里，中为草荡。

白驹：广24里，袤30里，中为草荡。

刘庄：广若干里，袤40里，中为草荡。

随着团、灶的陆续东迁，聚团而煎的灶丁也一同迁往海滨居住，场治内的常驻居民就以盐场大使及其僚属、客籍盐商、水乡灶户和部分外来流寓人口为主，由此在灶境内部形成一个与别处不同的地方社会。

在这个特殊社会里，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有三：灶丁、草荡和卤水。三者共同构成“灶产”这一经济形式，并借此与外部农耕社会产生联系。

明初灶丁的来源有三：旧有灶户、徒罪发配煎盐、编佥盐场附近民户入灶，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编佥民户，即所谓“刮民入灶”。兴化五场灶丁来自邻近州县，如兴化、高邮、泰州、盐城、江都、淮安等，这些人被编入专门的户籍——灶籍，并勒令世代相承，永不变更。明清两朝，对灶籍的管理非常严苛，明代实施编审制度，对灶户登记到人，清代又推行保甲制度，将灶户置于严密监视之下。

据《嘉靖两淮盐法志》统计，明代洪武初年，兴化五场共有灶丁2458户，5223口；另据《嘉靖兴化县志》统计，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兴化人口数为9535户，63177口。两相对照，可见明初时兴化县经济已经以农耕为主。

明初在“刮民入灶”时，给予新入灶户“准免一死”的特殊待遇，因此一些邻县富户也自愿加入灶籍，成为“水乡灶户”。这一群体并不具备煎盐技能，他们聚集在场治附近，从事农业、手工业或商业，使得灶境内部的经济形式日渐多元化，也为日后场治向市镇的转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灶丁来自于多个州县，人员组成极为复杂。这些人杂处一地，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由此形成盐场特有的民风民俗，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方言。盐场方言与兴化县城附近略有不同，其中一些方言至今仍在兴化东乡使用，特殊的语音和用词，成为“海里人”共同的乡愁。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重修中十场志》留有详细记录：物事称“东西”或“稿子”，不洁称“龌龊”，愁称“焦”，庭称“天井”，雷电称“闪”，小孩称“伢子”，妇人称“婆娘”，蝉称“嗟留”，口角称“缠蛮”，做佛事称“做斋”，辣称“麻人”，琐屑称“啰嗦”，污秽称“邋遢”，杯称“钟子”，碟称“盘子”，盆称“钵子”，荻称“芦柴”，藏物称“囥”，诓骗称“哄”。其他还有语音的变异，如稻发音为“滔”，豆为“偷”，咸为“寒”，学为“鹤”，地为“梯”，丈为“昌”等。

其二，民居。盐场有大面积的草荡，盛产芦草，灶户们因陋就简，用芦苇、稻草、淤泥等举手可得的材料，建造出数量众多的草房，清代安丰盐场吴嘉纪诗：“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而在相对富庶繁荣的场治内，粉墙黛瓦的瓦房鳞次栉比。盐场民居的最大特点是“牛脊牛角”，即在屋脊的两端向外挑出高高尖尖的翘角，好似一头健壮的水牛在昂首向天，锐利的牛角几乎要刺破苍穹。海边多狂风、多急雨，相传是有恶龙作祟，而盐场的水牛体格魁梧，力大无穷，拥有制服恶龙的力量，传说著名的“斗龙港”就是牛龙大战之后形成的一条泄洪之河。盐场民居将自己伪装成一头又一头斗志昂扬的“海子牛”，正是为了赋予自己战风斗雨的信心和勇气，以此与冷漠的自然、无情的命运做最坚决的抗争。

其三，民俗。兴化盐场的文化习俗与传统农业社会大同小异，元旦、上元、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除夕所用礼仪都与农耕社会相同，仍以二十四节气指导生产，带有明显的农耕社会印记。不过由于物产民风不同，盐场民俗还是有自身的特点。一是特殊的节庆仪式：兴化五场流传有“钉不打不硬，草不打不长”的民谣，因此每年正月期间，丁溪、草堰两场灶丁聚集在小海场南闸，举行“打降”仪式，这种仪式事实上是一种大规模的械斗，常常造成重大伤亡。此外盐场人还会在清明节的夜里放起风筝，风筝底下挂上灯笼，为溺死在海里的亡魂照亮回家的路。二是轻生死：盐场葬礼程序相对简易，以兴化县小海场为例，父母过世后，儿女当天就往土地祠举行报到仪式，较别处时间大为缩短，表现出对死亡的淡漠。《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也称，盐场男女因生活琐事而负气自缢者，比邻近州县要多出很多。

在灶境内部，占地最广的是草荡，对灶丁而言，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荡。《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称：“煮海之利，资于樵薪……淮南之有草荡，犹漠北之有游牧。”明清两朝，随着海岸线不断东移，草荡面积越来越大，明初兴化五场有草荡121万亩，到清代中期扩展至157万亩。草荡的增多带动了盐业的兴盛。明初时，兴化五场有灶丁5223口，而到清代中期，灶丁数增至103107口，足有明初的20倍之多。

不过相对于草荡面积，草荡所有制的变化对灶境社会的影响更为显著。明初时草荡“按丁拨付”，严禁买卖，到明代后期，草荡典卖现象开始出现。草荡典卖实质上是一种土地兼并，由此加剧灶境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一些富灶拥有大量土地，身份地位类似于地主，而失去草荡的贫灶，则蜕变为富灶的雇佣，身份地位类似于佃农。

除草荡外，“灶产”还依赖于卤水，自海势东迁之后，“团”“灶”等生产场地都远离海滨，煎盐所需海水主要经灶河引入。灶河连接大海与场治，又经串场河与上游水系相通，因此盐场水系并不能自成一体，而可视为里下河水系的延伸，相关水利事务也就顺理成章划归为民政，隶属兴化县管辖。不过具体实施时通常由盐运分司代为施行，这也是盐政与民政纠缠不清、无法彻底分隔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盐业社会并不能脱离农业社会而另成体系，具体到兴化五场，原因有二：

一是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盐场有数目不等的灶田，据《嘉靖两淮盐法志》统计，兴化五场共有灶田85442亩，这些灶田濒临海滨，盐碱度过高，不能种植水稻，只能生长小麦、大麦以及高粱，且产量极低，所得收获大多用来酿酒，兴化东乡盛产大麦酒、高粱酒，与此不无关系。《嘉靖两淮盐法志》也称：“运司钱粮半输于州县。”表明灶境内部并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体。

二是没有完整的产业链。盐场以“灶产”为主，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淮盐的运输与销售，受盐政体系的制约，盐场并不能参与，只能交由专门的盐商完成。

明清两朝，盐商大体分为窝商、总商、垣商、运商四类，窝商、总商常驻扬州，兴化五场只有垣商和运商，其中垣商负责就场收购，运商负责外运销售。关于运商到来时盐场的社会生活：

沿串场河两岸有河坝石闸，有庙宇人家，七里青石长街从盐仓一直通往河边码头，石街两边有商铺，有钱庄，有茶楼酒肆，有衙门公署。青砖大院里人语响动，泡桐树繁花满枝头，远方的客商自扬州来，坐堂前喝一碗新茶。阁楼上有年轻的女子在侧耳聆听，那楼下的问答声呵，忽隐忽现，似有还无，原来那人住在东关古渡头。

垣商除专事收购之外，还可以自行出资，置办亭灶锅鐅，招募灶丁煮盐，灶丁因而转变为雇工。《小海场新志》记载：小海场4灶142户灶丁，全部都被垣商雇佣。垣商与扬州城里的窝商、总商虽然不能相比，但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如草堰场高邮籍盐商宗时泰，其人“农末兼资，丝茶罔漏，久之资累巨万，良田美屋……富擅三十场之冠”。相比之下，兴化民境不行盐引，因此兴化县城里并没有盐商。一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兴化城中才出现名为“谦益永”的盐栈经营食盐。

晚清民国时期，海边有大量草荡被开垦为收益更高的棉田，兴化灶境范围大幅萎缩，兴化五场也逐渐转型为以农耕为主的村镇，分别称草堰镇、小海镇、白驹镇、刘庄镇和丁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