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俊

顾客送了袋自家长熟的水果，拆开牛皮纸袋，几颗饱满的无花果静静卧在里面，果皮泛着浅红，还带着点新鲜的土气。小孔凑过来端详半天，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呀？”也难怪她认不出，如今城里难寻无花果树的影子，水果店货架上更不见这果子的踪迹。我上回尝这口，还是在姥姥家，算下来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幼年旧事了。

打我记事起，姥姥家的天井里就长着棵无花果树。那树的枝桠肆意舒展，肥硕浓密的叶片撑开，像一柄墨绿的大伞，仰头望去，最高的树梢仿佛能蹭到天上飘着的云。妈妈说，这树是她年轻时从单位折了截枝条扦插的，插进土里没几天就冒了新芽，慢悠悠长成了这般遮天蔽日的模样。后来我稍大些，特意去妈妈单位寻过，却没见着一棵无花果树，这事至今想起来仍有些纳闷。

那树的叶子是真好看，妥妥的五指形状，中指最长，左右两对小叶对称分列两边，像掌心朝上托着什么宝贝。层层叠叠的叶片挨在一起，把天井遮出一片沁凉的浓荫，连夏日的烈阳都透不进几分。虽说叫无花果，结的果子却像小小的绿花苞，悄悄藏在叶间，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到了盛夏，头拨果子能长到乒乓球大小，果皮先是碧绿，慢慢晕出浅红，最后从红里泛出紫，像被晒透了的晚霞。姥姥这时总会说：“果子熟了，该摘了。”

那会儿姥姥还没生病，身子骨利索得很。家里最忙的就是她，白天要洗衣做饭，傍晚还得攥着根顶端扎了宽布条的竹竿，时不时往无花果树上挥几下——赶那些偷啄果子的麻雀，还有闻着甜味来凑热闹的蜂蝇。有天我在堂屋里摆弄小板凳，正玩得入迷，忽然听见姥姥笑着喊我，说有好东西给我。抬头一瞧，她手里捧着个“褐色绒球”，还轻轻动了动——原来是只圆滚滚的小麻雀！姥姥用细细的缝衣线拴住麻雀的细腿，另一头系在桌腿上。我蹲在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它啄米，米刚吃完就扯着姥姥的衣角要，就这么耗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五舅放学回来，见了麻雀也高兴，可那小家伙已经不动了。姥姥说我喂得太多，它是渴死的，我却偏不信——它那双黑溜溜的眼睛还睁着，像还在瞧我似的，怎么会是死了呢？

夏天的晚上，姥姥家的天井总最热闹。无花果树下搭起张凉床，我躺在上边，透过叶片的缝隙看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亮得像撒了把碎钻。姥爷会慢悠悠讲他年轻时打鬼子的故事，姥姥坐在边上，拿着蒲扇轻轻摇，树叶也跟着轻轻晃，风裹着草木香，把蚊子都赶得远远的。四舅吹着口琴，《军港之夜》的调子伴着晚风飘散开来，我听着听着，眼皮就沉了，最后在凉床上睡得香甜。

这时的无花果已全然熟透了。满树湛红的果子躺在掌形叶子里，像亮晶晶的红宝石；有些熟得炸开小口，露出嫩生生的果肉，甜香裹着特有的果香飘得满院都是，姥姥总会说“得赶紧摘，不然麻雀又来偷嘴了。”我一听见“麻雀”，就央着她再抓一只，她嘴上总笑着应“好”，却从没再抓过——想来是怕再让我把小生命养没了。

摘果子时，姥姥专挑最大最红的放进小竹篮。她拿出一颗折去短柄，乳白的汁液立马渗出来，黏糊糊的。她先让我舔一口汁，甜得我眼睛都眯起来；她再撕开薄薄的果皮，里面是棉絮似的白肉，裹着桃粉色的芯，还嵌着细细的籽。她把它放进我嘴里，绵软得像要化了！有蜜桃的甜，滑溜溜的，嚼起来还能咬到芝麻似的籽，咯吱咯吱响。那甜味，不齁不淡，却能记一辈子。

后来我上了幼儿园，姥姥不能天天带我了。再去姥姥家，总看见她躺在无花果树下的藤椅上，身上插满银光闪闪的细针。我觉得新鲜，吵着也要插，为此没少挨父母的训。直到长大我才知道，那是针灸，是用来止痛的——原来那时的姥姥，一直忍着疼，却还总对着我笑。

再后来我上了一年级，有天下课，我在操场和同学跑闹，忽然听见妈妈喊我。转头一看，妈妈扶着姥姥站在操场边上，姥姥脸色不太好，嘴唇没什么血色，却还是笑着朝我招手。妈妈让我过去说几句话，我却只顾着和同学玩，摆了摆手就转头跑了，只远远瞥见姥姥还站在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我，直到我跑远。

可没过几天，姥姥就走了。更奇怪的是，姥姥走后没多久，那棵曾遮天蔽日、结满甜果的无花果树，竟也慢慢枯槁了——叶子一片片落尽，枝桠变得干硬，最后成了灶房里蒸饭的柴火，连一点影子都没留下。

我拿起顾客送的无花果，剥开放进嘴里。果肉还是软的，却远远没了小时候的甜。